映象新闻

十二五期间以至更长时期，我国劳动成本将持续较快上升。

第二，帮助建立一个支持全球经济高速稳定增长的全球金融体系。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巩固和发展这个国际秩序，而不是彻底颠覆它。

中国的经济腾飞给她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承担起对全世界的职责。就像我指出的那样，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参与者。中国需要对每一个领域制订自己的发展日程表，以确保自己的首要目标，即在国内实现快速增长，在国外实现稳定。其次，在本世纪头10年的中期，伴随着经常账户盈余在中国国内出现了储蓄总额高企和家庭消费受压制等现象。资源的相对价格变化以及未来不断增长的需求很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此外，这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使它所建立的金融体系有利于推动根本性的创新，并且提高分配储蓄资源的效率。现在讨论的所有方案都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对国内不同地区增长潜力的测算也大体支持上述判断。

日益增多的事实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全局性、趋势性的变化，而不仅仅是结构性、阶段性的变化。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提出很长时间，尚未取得大的进展，人们对此抱怨甚多。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是过量流动性冲击领域的变化。人均用电量、钢材累计消耗量、汽车拥有率等实物量指标也在同一区间达到大体相同的增长水平。

如果今后3～5年保持9%左右的增长率，我国人均GDP将进入上述速度下降的敏感区。根本途径是加快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但成功实现这一转变的前景并不明朗。

加快中高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应当成为新形势下改革深化的重点所在。发挥竞争对创新的推动作用，重点奖励竞争优胜者。——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衔接，更大范围普及职业教育，提高技术工人比重，尤其要重视提高农民工的职业素养和技能。一是在十二五末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台可能下一个台阶，由前些年的10%左右降低到7%左右，进入一个次高或中速增长期。

随着增长模式的转型，市场化改革必须更多地转向与创新活动相关的中高级生产要素上来，其中包括人才、技术，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现阶段我国经济总体上还是一种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即速度与效益同向变化。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现阶段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两个重要改变，首先是商品市场旁边，已经成长起包括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在内的资产市场。其次，计划经济时期的短缺经济现象已不复存在，供求平衡、供过于求成为商品市场的常态，由供不应求而引发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已经少见。

在要素成本上升的同时，劳动生产率能否相应提高就成为突出问题。在过去两年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增长速度降低、企业收益和财政收入下滑，增长速度回升、企业收益和财政收入显著好转的事实，也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

从国内看，近年来形成的巨额信贷资金消化也需要较长时间。由企业自主推进并购重组，通过市场竞争促进产业集中，逐步形成一批具有持久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在供给侧，避免撒胡椒面式的补贴办法，着力支持新产业、新技术供应链瓶颈环节的突破。按照同一口径计算，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超过8000美元。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放宽服务业的进入限制，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进一步破除垄断、鼓励竞争，给各类企业和个人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激发创新活力和增长潜力。问题是，能否随着增长条件组合的变化，较快形成与中速增长相适应，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的新增长模式。进入 刘世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生产要素 。

例如，如果预见到几年后增长速度平台下移，作为慢变量的企业盈利模式就应该开始调整，否则一旦增速下降，将会陷入困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关健是把以往因体制缺陷而低估或外在化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内在化于企业，这样也会增加企业成本。

相应地，CPI等传统指标已不能涵盖过量流动性去向的结构性变化，需要形成一种包括CPI、PPI和资产价格指数在内的广义价格指数。从内在逻辑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可能经历三个阶段，即私人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和全球货币体系危机。

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对今后较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环境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化作深入分析，具体地说，在十二五及以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可能面临三方面的重要挑战。目前正处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之中。

行业管制要以节能、环保、安全、质量标准等为重点，不再延续对企业生产和投资中规模、品种等的直接干预。这方面改革的跨度和难度很大，需要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选择若干重点领域加快推进。加快中高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体现了中国市场导向改革的结构升级。新形势下实现经济转型、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并没有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为突出。

增长速度平台下移将使需求规模相对收缩，要素成本上升则使供给竞争优势减弱，而广义上的通胀压力将加大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并分流本可用于实体经济和创新活动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过量流动性同时面对着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由以往主要追逐供不应求的商品，转为追逐需求稳定、但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物品，主要是具有不可再生、不易移动性质，与土地等自然资源关联性较高的物品，如石油、铁矿石、黄金、房地产和农产品（000061）等。

二是要素成本上升，迫切要求增长动力由低成本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实施竞争导向的产业政策，把保护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类财产权利、维护公平竞争放在优先位置。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最重要的是推进了市场化改革。针对招工难、加薪潮等现象，前一个时期展开了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讨论。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超过30年。这种内在要求不仅表现在结构和机制上，同时也表现在时间上。可创办教育改革试验区，与国际名校合办示范性分校。随着经济增长条件组合的实质性改变，可以预见，中国经济将会经历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增长模式转型。

美国等具有全球储备、交易货币发行权的国家，为了缓解本国危机、刺激需求，实行低利率、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后果之一就是对新兴经济体形成巨大的通胀压力。——继续推进金融改革与创新，不能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而否定我国金融改革和创新的必要性，在汲取教训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为实体经济、为创新型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企业提供有效资金支持的金融创新。

这些挑战的同时出现并非偶然，意味着过去三十多年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系列条件组合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与条件组合相匹配的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也必须相应转变。其原因是速度提高相应地扩大需求和生产规模，产生规模经济效益。

于是，我们就可以解释已经出现的、并预见到资源类产品、房地产和农产品?不仅是大宗农产品，还有小宗农产品如绿豆、大蒜、辣椒、苹果等的价格上涨。——深化科研机构改革，借鉴深圳等地成功经验，鼓励设立产学研用密切结合、能够有效促进产业升级的新型科研机构，用增量带动存量科技资源的重组。